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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对口援建的镇是四川省彭州市的两个镇，站在北部的龙门山最高处可以望至紧挨其的汶川县城，左邻都江堰，右是什邡，南面就是成都市区。彭州的重灾区在北部龙门山地段，原打算打造的龙门山风景区在此次地震后得全部重新再来。

我们下榻的宾馆是经典宾馆。每次别人问我们住哪儿时，我们答后大家都要笑，后来才明白那里是彭州的红灯区。宾馆的建筑环境及居住条件都很朴实，像红色的私人庭院，前面是人民渠急急的流，还有麻将馆兼饭馆的铺子，方桌、小靠椅，一家摆有五六个这样的桌。

在这里，很自然，人与人之间是不设防的。

在深圳人与人之间不常说话，而这里随便碰上个人都能唠嗑半天。

宾馆里的人待我们像老熟人（其实他们一直都这样待人的），房价可以谈，差衣架了找他们要，可以跟他们借盆洗衣服，借洗衣粉，可以用他们的洗衣机，可以让他们帮我们从楼上拿几个衣架下来，账可以记着等到最后走的那一天来结。由此我想到了太周到的服务往往会隔离人们之间的交流，反倒是这种不太专业的宾馆倒给了人与人之间时常接触的机会，挺温馨。

老板给宾馆外一家小铺的老板一些钱，我们每天凭暗号（公司的名字）去吃早餐，只需要签个名记个帐就行。

还有那卖报纸的阿姨，知道我们是搞重建的，天天就问我们磁峰的情况怎样了，说他儿子在那边政府里工作，现在也在救灾。哪天出门买报迟了点又会问今天怎么这样晚之类的。

吃饭是最丰富的活动，只要有时间，我们一天找一个新的地方吃饭，豆腐庄、大骨汤、稀饭铺、还在路边的烤鱼点吃四川有名的江团，老板免费送饭送小菜，在路边夜啤酒铺喝啤酒吃花生毛豆、鸡抓、猪尾巴喝清沌猪蹄，吃得最多的地方还是马路对面的那家摆在十字交叉口“占用”马路公共空间的一家渣渣面馆，一是近，二是做的菜好，三是人热情。加上中央美院的老师学生，每次都要围两大圆桌，大家搅在一起，十好几双筷子在一个大碗里分几只猪蹄，嘴巴里说是吃口水宴，乐呵呵的回忆德国佬对此行为的惊叹，这丝毫不防碍大伙的食欲，还搅得津津有味，反而更要在碗里多搅上两把！更要把所有的口水汤全部喝掉！渣渣面也是一大碗然后一人分一点。

我们调查现场，拍照，踏勘，做问卷调查，回来开工作会，去网吧搜资料，下同济大学或规划局给的相关工作衔接要求，完成基本工作，与市里相关局所、镇政府开会交流等是我们在那里的主要工作。

我作为我们这支队伍里唯一一个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的人员，参与了规划的全过程，参加了所有的会议，这是个莫大的机遇。同济大学建筑研究院作彭州市城镇体系规划及两个镇的重建，参彭州重建的还有华中科技大学、中央美术学院、西南交通大学、东南大学建筑学院、成都市规划局、成都市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十个设计单位，我们是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体，是唯一一个以公司的名义参与重建规划的。在一次次的协调会交流会报告会中，学到了规划的要点和知识点，也学到了规划的工作任务，明白了规划局其实只是个桥梁作用，为各受灾政府与设计单位，为政府各职能部门与设计单位间搭沟通的平台。这里有我仰慕的同济大学，他们的学生都是那么的骄傲，还有我曾经报过研究生的华科导师耿虹。

老板是个偏理想化的人，他的想法很受规划局局长喜欢，我也很希望真的能完全按他的意思做出来。他一直认为现在全中国所做的规划是件相当俗气后，就是划道路画方块上颜色。但是有什么样的规划与想法落到地面落到实处时是不俗的呢？尤其是要在短短一个月里做出规划来，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各单位能做的只有划路网填方格上颜色，住宅也是批量化“生产”，大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平衡数据，提供未来生活所需要的各建筑、空间的面积。

规划建设是个持续的过程，在现在的数据平衡基础上，要实现他的梦想，比如规划到每一户每一人，林盘的保护，分散式居住，原住民的保留，还有家庭手工业的复兴，不间断商业等等要在城市的形成与生长过程中慢慢渗透、慢慢雕琢、慢慢成形。这时需要的是有个机构能够抵制批量化生产粗陋的水泥房子，以及不恰当的马路扩张，抵制政府对农民的强制性聚集与圈放养。谁能扮演这个角色？

从现在的情况看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与精力，所以我们也落入了俗套。虽然也力求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，但是这只限于策划与建议上。

六月二十一，在听完同济的城镇体系规划汇报后大部队开会深圳，我的行李也一并运到了机场，可是临时有些事没有处理完，我一个人留在了彭州。一个人很自由。大伙都为我感到愤慨，可我觉得特别乐呵，每天把要做的事做完，余下的时间就任自己安排了，有时候晚上十二点饿了就下楼到露天夜啤洒摊上上一碗蹄花，就着水煮花生吃。去成都规划局开会的时候还跑到宽窄巷子玩了一遭，古建筑与仿古建筑已分不太清了，做得很精致，时间至此仿佛停滞。碰到成都的下班高峰期，那呼啦啦的自行车与叮叮咚咚的自行车铃声，让我觉得是到了电视里那个在青春期与一个男孩有关的故事里，在夏日烂漫的樱花下树林中穿行。太震慑心灵的城市景观！还有美女，每个人的穿着都那么得体，妆容都是那么自然清秀。而我在这里明显的感到是个另类是个异乡人！甚至有些扎眼！

二十八日晚十一点回到了深圳。从机场回去的路上我还是那样不设防的跟的士师傅聊着天，如果不是知道我对深圳的地形还这么熟悉的话，师傅肯定以为我是第一次从乡下来的，肯定会骗我。想到这，我的心立马缩紧，作防备状，还故作狡猾的威胁那师傅：如果没有发票的话，我可要记你车牌告发你的喔（我当时上了辆黑车，私车，不是正规的深圳的士）。这样反倒觉得自己是成都人，而在深圳是客人的感觉。